“冰井臺，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在一張60年前的卡片上，雋秀的鋼筆字摘錄了這段出自晉代《鄴中記》中關于冰井的描述。卡片雖然已經發黃，但搜集人簽名處清晰可見三個字——劉仙洲。
“這樣”的卡片有上萬張，從1953年至1961年，在劉仙洲帶領下，搜集史料和抄錄資料卡片的工作持續了8年。”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所長、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馮立昇說。
8年，近3000個日子，上萬張卡片。不難看出，劉仙洲的學術人生是由一個個枯燥的日子串成的。但這些枯燥而艱巨的基礎性工作，只是劉仙洲對中國機械史重要貢獻的一部分。從20世紀30年代初起，劉仙洲長期致力于中國機械史的系統發掘整理與研究，成為這一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奠基人。
不甘落后，致力學科本土化
劉仙洲出生于1890年，中學期間正值甲午戰爭后，受愛國主義教育的影響，他參加了辛亥革命運動。正是從那時起，強烈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自尊意識深深融進了他的血液。
1932年底，劉仙洲受聘為清華大學教授，并參加了工學院和機械工程系的籌建工作。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劉仙洲發現中國的工程教育還大多采用歐、美等國原版教材或少數翻譯教材。這令他深感憂慮：“本國人教授本國人以實用學術，恒用外文課本，且有時更用外國語講解焉。長此不易，則吾國工程學術，恐永無獨立之期。”因此，劉仙洲在多所大學講課時始終堅持用漢語授課。與此同時，他放棄自己的課余時間和假期，開始著手編寫屬于中國人自己的教材。
春夏秋冬、花開花落，劉仙洲像蜜蜂一樣不倦地辛勤采集——他編寫的《機械學》《蒸汽機》《機械原理》等十幾種中文教科書，被國內工科大學和中等專業學校廣泛采用，哺育了我國幾代工程人才。
1933年，劉仙洲受中國工程師學會編譯工程名詞委員會委托，進行《英漢對照機械工程名詞》編訂工作。統一如此眾多的中國機械工程名詞，是一項枯燥的工作。然而，不甘落后的劉仙洲與枯燥作伴，在學科本土化建設中奮力前行，不斷進取。1935年出版的《中國機械工程史料》是劉仙洲早期最重要的開拓性成果。該書首次依據現代機械工程分類方法整理了中國古代機械工程史料，初步勾勒出中國古代機械工程的基本輪廓。
在西南聯大，劉仙洲在完成繁重教學任務的前提下仍開展機械史研究并取得了不俗成績，一系列工作為此后系統深入開展機械史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不畏艱難，推動機械史學科
1952年，劉仙洲向教育部提議在清華大學成立“中國各種工程發明史編纂委員會”。這是我國最早建立的從事中國工程史料整理與研究的機構。劉仙洲親自指導并一起抄錄，到1961年，已查閱了9000余種古籍。而今，這些資料卡片還一直存放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供校內外專家學者使用。
在搜集整理大量史料和專題研究的基礎上，劉仙洲一鼓作氣，為創造中國機械史研究的“第一”嘔心瀝血——1961年4月完成了中國機械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第一編）。這是中國第一部較為系統地介紹中國古代機械史的著作，其中的文章很快被譯成英文在美國發表。1963年，他撰寫的第一部全面論述中國古代農業機械成果的著作《中國古代農業機械發明史》問世，也立即引起日本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在這兩部書出版前后的十多年里，劉仙洲還先后發表了一系列專題研究論文。關于劉仙洲的學術高度，馮立昇說起了當年的一段往事：“1956年9月5日，劉仙洲參加在意大利召開的第8屆國際科學史會議。那天他排在英國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之后，宣讀了其論文《中國在計時器方面的發明》，而李約瑟的論文題目是《中國天文鐘》。兩篇論文對蘇頌水運儀象臺某些機構的解釋、看法有些不同。
劉仙洲認為李約瑟的某些推斷不正確，李約瑟當場很誠懇地承認，并聲明要更正原稿，當即接受了‘天條是鏈條’的觀點。在李約瑟等人1960年出版的專著《天文時鐘機構——中世紀中國的偉大天文鐘》中，引用了劉仙洲在1953—1956年間發表的關于古代計時器、原動力和傳動機件的3篇文章，接受了他的一些重要觀點。”
不辭勞苦，嚴謹治學多“注重”
敢想敢做、堅韌不拔，這是劉仙洲性格中最醒目的印記。而認真嚴謹，則是他治學生涯最為重要的特征。
“劉仙洲有著自己獨特的學術研究之道。”馮立昇介紹說。
一是注重實事求是。劉仙洲在《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第一編）的緒論中曾如是強調：“根據現有的科學技術科學知識，實事求是地，依據充分的證據，把我國歷代勞動人民的發明創造分別整理出來，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早就是早，晚就是晚。”
二是注重條分縷析。劉仙洲按照近代機械工程的體系、分類方法和研究方法，歸納、分析和研究中國古代各類機械工程發明。如他在《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第一編）中，先從一般機械的定義和分類入手，然后按照簡單機械，彈力、慣力、重力和摩擦力，原動力與傳動機幾個方面展開論述。
三是注重文物考古資料，把古文獻資料和考古出土實物結合起來開展研究，以揭示古代機械工程發明的真實歷史和發展規律。他密切關注考古新發現，親臨現場考查……
但誰都明白，要達到這3個“注重”，意味著花費更多的時間、付出更多的心血。
“他還通過古文獻記載和出土文物的分析，結合科學實驗，開展古代機械的復原。如1959年他提出了張衡渾象的齒輪和凸輪傳動機構復原模型。后與中國歷史博物館王振鐸先生合作，將張衡渾象復制成能運轉的木制模型，在歷史博物館展出。”馮立昇對此印象深刻。
劉仙洲還注重古為今用，讓機械史的研究成果在機械工程名詞統一和自編機械工程教科書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創譯的“熵”“焓”等名詞非常貼切。又如機械學中的單詞“Key”，也是他從古文獻中找到一個“鍵”字而定名的。正是這一個個的“注重”，成就了劉仙洲的輝煌，也鑄就了中國機械史研究的輝煌。
1970年，在劉仙洲80歲生日那天，他工工整整地寫下《我今后的工作計劃》，并擬出《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第二編）的寫作提綱。2004年，在劉仙洲去世29年后，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組織編寫的該書第二編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盡管劉仙洲沒能親筆完成這部著作，但他開創的中國機械史這片天地早已日新月異，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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